上帝以慈悲待我
上帝以慈悲待我
博尔芬克·莫奇尼克自述
“要坚定不移。”妈妈把我搂在怀里,迫切有力地说。民兵把我们分开,审讯随即开始。最后,我被判处五年监禁。听到这样的判决,也许大多数人都会感到绝望,但我却享有内心安宁。请听我说说是怎么回事。
以上说的事发生在1952年的斯洛文尼亚。 *而我的经历实际上开始于二十多年前的1930年。当时,圣经研究者(耶和华见证人的旧称)在斯洛文尼亚首次安排一群人在同一天受浸。我父母弗朗茨和贝尔塔·莫奇尼克也在当天受了浸。那时我六岁,而妹妹玛依达则四岁。我们在马里博尔的家是当时一个基督徒的活动中心。
1933年,阿道夫·希特勒在德国掌权,随后开始迫害耶和华见证人。许多德国的见证人就搬到南斯拉夫,支援当地的传道工作。我父母非常喜欢接待这些忠心的弟兄姊妹,我还清楚记得其中一位是马丁·普辛格,他后来在纳粹集中营里渡过了九个年头。许多年后,从1977年起,他是耶和华见证人中央长老团成员,直至在1988年去世为止。
马丁每次来我们家都睡在我的床上,而我和妹妹就睡在爸妈的卧室里。他有一本彩色的袖珍版百科全书,这本书激发起我童年的想象力,所以我很喜欢一页页翻来看。
严峻的考验时期
1936年,正当希特勒势力日益壮大之际,我父母却在瑞士卢塞恩参加一个意义重大的国际大会。爸爸有一副动听的男中音嗓子,因而获邀录制圣经演讲。后来,斯洛文尼亚各地的住户都能听到这些录音演讲。那次难忘的大会过后不久,欧洲的耶和华见证人就开始受到残酷的迫害。许多人都在纳粹集中营饱受折磨,甚至死去。
*结果,许多见证人被逮捕,有的甚至被处决,其中包括一个我很熟悉的年轻人法兰克·卓兹戈。当时,纳粹行刑队就在离我家约100米的地方执行枪决。我还清楚记得妈妈拼命用布捂着耳朵,希望听不见枪声。临终前,法兰克在给一个好友的遗书末尾写着:“上帝的王国里再见。”
1939年9月,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。1941年4月,德军占领了南斯拉夫部分地区。国内学校被迫停课,国民不许在公众场所说斯洛文尼亚语。由于耶和华见证人在政治冲突中严守中立,他们拒绝参战。行差踏错,深感愧疚
那时我19岁。虽然我很钦佩法兰克信心坚定,但自己却很害怕,心想:我是不是也要死去呢?我信心软弱,跟耶和华的关系也不牢固。就在那时,我被征召入伍。由于信心被畏惧心理压倒,我加入了军队。
我被派到前线与俄军交战。很快我就看见身边的战友一一倒下。目睹这恐怖而残酷的战争,我越来越良心不安。我祈求耶和华宽恕我,并赐我力量去行走正道。后来,敌军的一次猛烈突袭使我方连队一片混乱,我看出这就是逃跑的时机。
我知道一旦被人抓到,就会被处决。因此在随后的7个月里,我一直东躲西藏。其间,我还寄了张明信片给玛依达,上面写着:“我已经离开了前任雇主,现在正为另一个雇主效劳。”我的意思是,从现在起我打算为上帝服务了,但直到几年后我的话才真正兑现。
1945年8月,德军向盟军投降之后三个月,我重返马里博尔。不可思议的是,我们全家人包括爸妈和妹妹,都在这场可怕战争中活了下来。但那时共产党政权执政,他们四处迫害耶和华见证人。传道工作受到政府禁止,可是见证人仍然以不公开的方式向人传道。
1947年2月,三个忠心的见证人鲁道夫·卡尔、杜森·米奇科和埃德蒙·斯托普尼克被判处死刑,但随后被改判20年监禁。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件事,许多人因而知道见证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。读到这些新闻,我心如刀割、深感愧疚,终于明白自己该做什么。
获得属灵力量
我痛定思痛,知道是时候表明立场拥护圣经真理了。于是,我加紧努力,希望能在传道工作中尽一分力。由于勤恳研读圣经,我终于获得属灵力量,弃绝了像吸烟这类恶习。
1951年,我以水浸礼象征献身给上帝。偏离正路差不多十年之后,我才重返正途。我终于感受到耶和华上帝是真正的父亲,他忠诚信实,爱心永不止息。虽然年轻时我做过不智的决定,但圣经保证上帝乐于宽恕人,这让我深受打动。上帝是仁爱的父亲,他一直“用爱的绳子”引导我。(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,我们秘密地在一些见证人家里举行基督徒聚会,也以非正式的方式继续向人传道。我受浸不到一年就被捕了。受审前,妈妈匆匆见了我一面。正如文章开头所说,她紧紧搂着我,嘱咐我说:“要坚定不移。”听到被判处五年监禁时,我内心平静,立场坚定。
我和另外三个囚犯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牢房里,因此,我可以跟那些本来没有机会听到好消息的人讲解圣经真理。虽然没有圣经和圣经书刊,但令人惊讶的是,我竟能想起读过的经文和经文解释。我常常告诉其他囚犯,如果我要在监狱里呆五年,耶和华就一定会赐力量扶持我。但他或许会提前为我打开出路。我心想,如果他要这样做,谁能阻止得了呢?
善用有限度的自由
1953年11月,政府颁布特赦令,释放所有被囚的耶和华见证人。那时我才知道,政府在两个月前已经解除禁令,不再禁止传道活动。我们立即开始重新组织会众和传道工作。我们在马里博尔市中心一座大楼地下室找到聚会地点,并在墙上钉上一个牌子,上面写着:“耶和华见证人——马里博尔会众”。能够有自由去事奉耶和华,我们不禁欢欣雀跃,内心充满感激之情。
1961年年初,我开始从事全时服务,参与先驱工作。大约六个月后,我受邀到耶和华见证人在南斯拉夫的分部办事处工作。当时的分部位于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,那里只有一个小房间和三个工作人员。住在附近的基督徒同工白天来帮忙制作本地语言的《守望台》杂志。
住在附近的基督徒姊妹也来帮忙,她们其中一项工作是装订杂志。我则身兼多职,包括校对、翻译、送信和编辑纪录。
接获新任务
1964年,我奉派做探访会众的监督,经常探访多群耶和华见证人会众,强化会众的灵性。大多数时候,我搭乘公共汽车或火车从一群会众到另一群会众。为了探访一些居住在小山村的见证人,我常常骑自行车或步行,有时还要趟过及踝的泥泞。但我却非常珍视这份工作。
生活总少不了引人发笑的事。有一次,一个弟兄用马车载我去探访另一群会众。我们在泥路上摇摇晃晃,突然,马车的一个轮子松脱了,我们都摔在地上。我们抬头看马,它竟然睁大眼睛盯着我们,样子十分惊讶。多年以后,这件事还一直为我们津津乐道。与这些住在乡村的好友交往,实在是赏心乐事,他们诚挚无伪的爱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坎里。
在诺维萨德镇上,我结识了先驱姊妹玛莉卡。她热爱圣经真理,又热心传道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,我很想娶她为妻。婚后不久,我们就结伴探访各群会众。
在受禁制期间,我的家人也受了很多苦。爸爸被诬告在大战时叛国通敌,因而丢掉了工作。尽管爸爸争取了好些日子,想挽回工作,却始终徒劳无功,这让他感到很沮丧。有一段时间,他信心软弱下来,幸而他死前恢复信心,参与会众的属灵活动,直到1984年去世为止。我那谦卑而忠心的妈妈早在1965年就过世了,而妹妹玛依达至今还在马里博尔会众服务。
在奥地利传道
1972年,我和玛莉卡受邀去奥地利,向许多从南斯拉夫来当地打工的人传道。到达首都维也纳时,我们根本没想过要终此余生留在那里服务。渐渐的,说南斯拉夫境内各种语言的小组和会众,在奥地利各处纷纷建立起来。
不久之后,我奉派探访全国各地这些数目日增的会众和小组。随着时间过去,德国和瑞士也建立了一些说南斯拉夫境内各种语言的会众,我们就受邀探访这些会众。其间,我有幸在这些国家协助筹办了多个分区大会和区域大会。
这些大会不时有中央长老团成员来访,我因而有机会跟马丁·普辛格再次见面。我们一起缅怀往事,谈起40年前他常常到访我们家的那段时光。我问他:“你还记得我以前多么喜爱翻看你的袖珍版百科全书吗?”
“等一下”,他说着离开房间,然后把那本书带来给我。他说:“拿去吧,这是一份来自朋友的礼物。”这本书至今仍是我书架上的珍藏。
健康不佳,仍热心传道
1983年,我被诊断出患了癌症。此后不久,医生说我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。那段日子很艰难,对玛莉卡来说更是如此。多亏玛莉卡的悉心照顾以及弟兄姊妹的扶持,我才得以活得充实而满足。
现在,我和玛莉卡继续在维也纳全职为上帝工作。许多时候,我早上坐车到分部做翻译工作,玛莉卡则在市内忙于向人传道。看着那些自南斯拉夫移居奥地利的人响应好消息,成为耶和华见证人,从区区数人增长到一千三百多人,我心中充满欣喜。我和玛莉卡更有幸帮助当中许多人认识圣经真理呢。
近年来,我还有殊荣参与前南斯拉夫境内两个共和国分部举行的呈献礼,一次是1999年在克罗地亚,另一次是2006年在斯洛文尼亚。我曾目击当地大概在70年前开展传道工作的经过,因而有份受邀在呈献礼上讲述昔日的经历。
耶和华实在是仁爱的父亲,他宽宏大量,乐于宽恕人的过失。我多么感激他没有审察我的罪过!(诗篇130:3)耶和华的确以仁爱和慈悲待我。 *
[脚注]
^ 4段 连同斯洛文尼亚在内的六个共和国,共同组成了当时的南斯拉夫。
^ 39段 博尔芬克·莫奇尼克在2008年4月11日去世,这时候这篇文章正在定稿。
[第27页的图片]
从左至右:我和父母贝尔塔和弗朗茨·莫奇尼克、玛依达,摄于20世纪40年代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
[第29页的图片]
和妻子玛莉卡合照